深圳市元一国学研究中心和宝安城市学院联合举办的“凤凰国学堂”第四讲日前在深圳市宝安区开讲。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陈明先生围绕文化自信，畅谈儒家的意义，为大家带来题为《中国复兴与儒家意义》的精彩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
历史的看文明体系和政治国家维持着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只有中国。无论是儒道互补还是三教合一，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或基础。
儒学的功能、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照。
第一，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以食色为性，一种文明首先需要对人之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作出规定。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确立人的道德属性和精神品格，是人猿揖别超越自身建立社会创造文明的前提和起点。一本作为占筮之书的《周易》之所以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就是因为孔子在《易传》中把《易经》中作为神秘而盲目的必然性力量数、天加以改造，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赋予其道德属性和精神品格，使古老的文明获得升华。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文明论述对这一变化的意义有过很好揭示。在“人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意义链条里，生命获得了方向感和意义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己成物，与天地参”既是儒家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国人的价值信念。历代仁人志士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理念的熏染下有所追求，有所承担，而我们的国家与文明也因此而生生不息灿烂辉煌，表现出无穷的生命力雷百、现于作为文化和文明的儒家，其思想、价值及功能在相当程度上，。
第二，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是群居动物，靠着组织起社会、国家役马服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说中国最早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是由儒家建立起来的的也许不是很准确，但说儒家是这一历史过程或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或者说它们就是儒家思想基础或前史则完全可以成立。《诗》、《书》、《礼》、《易》这些先王经世文献后来均成为儒家经典。传统文化结构有所谓“三教合一”之说，“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意思是佛教注重心灵安顿，道教注重身体修炼，儒家的主要作用是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凝聚。
第三，正因为儒家思想嵌入传统之深，与社会结构存在内在的同一性，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注意重视发挥其在国家国族建构中的作用。秦始皇统一宇内，建立起帝国，为确立自己的权力或管理系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对儒家文化加以打压，“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与社会紧张对抗自然治理成本上升，赋税严苛，结果就是二世而亡。汉武帝吸取教训，选择与董仲舒合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化解了与社会和传统的对立紧张。而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举孝廉、选郎官，霸道中杂以王道，秦汉帝国终于稳定成型，汉族之名亦由此确立。在这个过程里，儒家思想的接引发用除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缓和融合，还有一个需要指出的积极作用。对于广土众民的帝国来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同质性建设是极为重要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举措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是如果说车同轨、书同文可以经由行政手段贯彻实施，那么行同伦则需要尊重传统，借助社会的力量才能做到心悦而诚服。应该说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的建议是十分有效的。西汉末年赤眉军闹事之后，光武帝刘秀很快收拾乱局，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相关制度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下，社会得到很好发育，以“推崇气节”、“家国情怀”为内容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已经深深扎根，而以“诸生”起家的刘秀也“以柔道治天下”。“光武中兴”与“风化最美，儒学最盛”之间的内在关系，值得仔细参详。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的自我期许与不变追求，也是其功能与意义所在。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凌，仁人志士起而救亡，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所激励。今天，在讨论儒家传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重温和强调这一点，对于吸纳各种知识智慧，适应新形势面对新问题，注意发挥完善和丰富自身，在新时代有所承担有所开拓十分必要。
